马仲扬、苏克尘的《邹韬奋传记》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全书46万字，忠实而生动地记载了韬奋先生的光辉一生。作者用了五年的时间，认真阅读了韬奋先生的主要著作和他主办的刊物及有关的书籍、史料。他们还沿着韬奋的足迹，先后到上海、南京、福建、江西、武汉、重庆、昆明、广西等许多韬奋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搜集材料的工作。由于作者占有大量真实而准确的材料，传记写得很扎实、充分。
一部传记写得生动，作者的文字功力固然是重要的，但传主事迹本身的生动却是起决定作用的。韬奋一生的经历本身就十分生动。他刚踏进社会的30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他在这样一个浑浊的社会里寻求和探索，办杂志讲修养，希望有个政治清明的社会。但是，时势和历史把他推到人民大众之中，推到抗日战争的行列之中，推到走向革命和进步事业之中，使之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
《传记》的内容很丰富，传主的经历可写的内容很多。但爱国、进步、谦虚质朴构成了韬奋光辉一生的总体框架，我想就这三个特点谈点感想。
韬奋先生的一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和中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是从爱国主义起步而走向革命的。他在对待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战争上，有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旗帜，正如作者指出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韬奋倾尽全力，把《生活》周刊作为动员的号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强盗的残暴行径，对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报道我国人民愤怒抵抗的消息，并督促有关的各个方面立即行动起来一致抗日。”他呼吁学生成立抗日救国会，要求全沪学生择定一日，齐集在一个场所，全体俯首静默虔诚为国难志哀，这种大规模的悲壮举动，对振作意志唤起民气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韬奋以激烈的言词呼唤民众抗日，他说：“我们对于暴日危害我国家民族生命的暴行，必须反抗，必须拼死反抗。”因为他积极主张抗日，而被政府列入“黑名单”之中，使他不得不离开祖国，避居海外。但他时刻想到的是多灾多难的祖国，想到的是如何学好本领报效祖国，他说：我离开祖国，“不是一种消极的退避，是到别的地方去，擦亮我的铠甲，磨锐我的兵器，预备来做一个更勇猛的战士。”
韬奋先生的一生是为大众、为正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在主编《生活》杂志时，就庄严地宣布：“我深信只有大众有伟大的力量，只有始终忠实于大众的工作，才有真正的远大效果，我个人无论如何必始终坚决保持这个信仰，决不投降于任何和大众势不两立的反动势力。”他在筹办生活日报时，一再强调这份报纸的靠山“是民众，因为它是民众所扶持的，因为它下决心为民众而努力。”他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即不论哪种政治势力，实行何种政策，都“必须顾到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并由此认识到“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使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必将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也就是在这时，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这个党在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明确的认识，并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就这样他成为党的积极的朋友和战士。
韬奋先生的一生是谦虚质朴的一生。他主办《生活》杂志，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把宗旨定为“寓修养于娱乐之中”，并强调《生活》不过是个“小小的周刊”，所以在星期六发行，不过是“乘诸君闲暇的时候，烧点‘好吃的小点心’奉敬”。当他不得不避居国外时，“所到之处，忙于观察，忙于思索，忙于笔录。到了适合研究学问的地方，如饥似渴，分秒必争。”他出国后，“尤觉好书不胜其看，良师益友不胜其谈，事物不胜其观察，真像饿鬼看见了盛宴佳肴，来不及狼吞虎咽似的；而知识无限，浩如烟海，愈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学识的浅薄，也愈迫切觉得时间的不够用。”这种谦虚质朴的形象，至今在读者中仍然有着浑厚的魅力。
由于作者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应该说本书描述韬奋一生的历程是成功的，对读者是有感染力的。加上本书线索清楚，文字生动、晓畅，可读性很强，是一本思想性、学术性和理论性都比较强的传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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